这篇关于 AI 能动性的文献约二十页，本期取用的，是它的结论部分。文献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地理学（power geometries）：它要拆开的，是算法权力与人类能动性之间的二元对立。

「能动性（agency）在时空-场所中分布、重叠、流动（machines to humans, institutions to governments, users to developers），呈现为『几何学』而非点对点的固定关系。引 Siles et al. 2023 的『流动性进路』（fluid approach）强调张力、汇聚、不稳定、共存、摩擦、变化而非算法／人类实体的二元定态。」

——《AI, Agency, and Power Geometries》结论部分；「流动性进路」转引自 Siles et al. 2023（底稿所标；页码未标，原文待复核）

概念在 ChatGPT 一例上被具体化：LLM 经英语语料训练而复制文化模式，全球用户则以各自的文化假定、本地情境与背景知识解读其输出——两种能动性相向而行，却在途中互相错开；文献称之为「竞争性能动性短路」（short circuit between competing agencies across time-space）。

「张力既减速又使能运动（slows down and enables movement），因此权力通过顺从、抵抗、赋权等多重姿态显现，而非只通过对立逻辑。」

——同上，结论部分「权力保持运动」（power in motion）（底稿所标，页码未标）

这条思路为「自主性幻象」补上了地理政治的基础。文献揭示：知识、数据、基础设施、劳动、自然资源、经济资源、符号资源的全球流动，以「复制历史与地理不对称」的方式运作，加剧全球地缘政治权力中心与多数世界之间的鸿沟——所谓「AI 威胁」被聚焦于未来的「机器觉醒」，遮蔽的正是当下对意义生产基础设施的垄断。刘方喜所指「怕的文学叙事」如何「转移全球大众关注或斗争的焦点」——这一诊断在此获得跨国政治经济的空间维度。实证落在两个拉美项目上：巴西 Coding Rights 的 Tech Cartographies 为技术的物理与地缘政治维度制图——金属、劳动与数据的流动，以及「这些技术在何处被构想、在何处被丢弃」——由此挑战「你的云在一个地域」（your cloud is in a territory）的假象，使技术开发的物质成本不可见性受到质疑；Tecnoafecciones 项目（Sursiendo／Tierra Común）则显示，权力地理学如何把伤害——包括环境破坏——外化到尽可能远的地方。拉美数字权利运动者的主张由此成形：「互联网与技术＝一个待被保卫的地域」（Ciacci 2019；Lechón & Ramos 2020）。

须为这一步设下门槛。权力地理学与操演性新唯物主义的内应／切割论在方法论上高度兼容：二者同拒「算法／人类二元」与「全球／地方二元」，同主张能动性为关系性的、分布式的、物质性的配置。但前者止于对能动性在时空-场所中分布的描述；内应论还须追问，这些能动性的边界本身，如何在一场物质-话语装置的切割中被生产。权力地理学可以正面征用为政治分析；要防的，是它隐含的那个前提——「能动性已在那里、只是分布不均」。边界不是现成之物的再分配，边界本身就是切割的产物。这一步，留待第二章(二) 的内应论接手。

可收进本研究的：权力几何学与「竞争性能动性短路」；「权力保持运动」的方法论突破；Tech Cartographies／Tecnoafecciones 两个可征引实证。留在门外的：把「能动性已在那里、只是分布不均」当作前提——边界本身是切割的产物。
下一篇：幻象的话语侧——「思考机器」的技术神话，及其把争论当作养分的三种修辞。

这篇 2017 年的论文走的是媒体史与 STS 合流的进路：对 1950 至 1975 年间《Scientific American》与《New Scientist》两刊近两百篇 AI 文章作内容分析，追踪「思考机器」的形象如何在公共写作中被反复制成。作者把自己的工作安置在巴特「现代神话学」的传统里：现代神话是我们时代主导性的文化意识形态，位于我们与技术之关系的核心（Barthes, 1957）。技术神话的定义干脆——「不以真假论生死」（not true or false, but living or dead）：其效力在于流通与重复，而非与现实的对应。

作者识别出三种相互强化的修辞模式，它们共同构成「思考机器」这一技术神话的话语装置。第一种是话语转移（discursive shifts）：从脑科学、发育心理学、生物学乃至医学借取概念来描述计算机——语义场的建构，即学科共同体的边界划定；正如 Oldenziel 所言，「语词充当武器，框定哪些共同体被邀请参与、哪些被排斥在外的社会现实」（2006: 478）。

「设计我们伟大计算机器的工程师们在不知不觉中复制了自己的大脑。」（engineers who had designed our great computing machines adopted this system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y were copying their own brains）

——Walter 1950，转引自 Natale & Ballatore 2017（底稿所标）

第二种是未来投射（projecting the future）：当下的局限被修辞性地搁置到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——从 1952 年 Samuel 的跳棋程序到 1996 年 Deep Blue 击败 Kasparov，四十余年间，「即将到来」始终是维持神话活力的核心策略。第三种，也是本文最锋利的一种，是争论的构成性功能：争论不是神话的障碍，而是其存在的条件。作者援 Hess 对超心理学领域的分析：

「争论为该领域提供了存在之基础与条件。」（controversies provide the ground and the condition for existence of the field）

——Hess 1993: 145，转引自 Natale & Ballatore 2017（底稿所标）

这一论点击碎了旧叙事：Martin 曾把 AI 神话归咎于新闻记者的误导修辞、并设想计算机科学家试图纠正公众幻想——文献反对此说，证明「AI 神话的基本信条可以在关键研究者的论述中找到」：神话的生产者包括研究者自身。连 Dreyfus 的现象学批判也不例外：其反计算主义立场仍预设意义必须植根于人类的具身存在——争论的双方都在「AI 能否思考」的框架内对话，共同维持了「意义生产＝认知」这一更根本的预设。于是「思考机器」不止是围绕 AI 的社会想象，更是一种积极的边界制造实践：它把 AI 的意义生产从符号处理切割为认知模拟，把三重困锁呈现为「技术现实」而非可争议的哲学预设。其当代后裔——Moravec 的心灵上传、Kurzweil 的奇点论、Bostrom 的超级智能风险，Geraci 总括为「Apocalyptic AI」——看似最激进，实则把「意义生产＝人类认知」的模板从人扩展到了机器：机器也「思考」、也「理解」、终将「觉醒」，在本体论层面仍囚禁于第二锁之内。

把这一步推过门槛：技术神话揭示了幻象的时间维度——未来投射让「AI 正在走向自主」的叙事长年保鲜；它与记一的空间维度合读，构成「物质基础（权力地理学）—意识形态上层（技术神话）」的双重论证弧线。但神话分析若停在话语层，还差一步：三种修辞所装置化的，恰是一台把意义生产切出认知形状的机器；而真正的激进替代，不是让机器获得认知主体地位——那仍在第二锁之内——而是追问：意义生产可以不是认知性的，它可以是一次物质事件——在人机内应的特定装置构型中，通过能动切割而涌现。这一步，第三章(六) 将正式接手。

可收进本研究的：三种修辞模式（话语转移／未来投射／争论的构成性）；「神话的生产者包括研究者自身」；Apocalyptic AI 作为神话当代后裔的谱系。留在门外的：以「机器也思考」去打破人／机界限——那仍在第二锁之内。
下一篇：从话语回到制度——现代宪法，与三重困锁的根源。

拉图尔这部 1991 年的著作，中译名《我们从未现代过：对称性人类学论集》，五章由「危机」（杂合体增殖）经「宪法」「革命」「相对主义」走到「物的议会」。本期取用的，是它的宪法诊断：现代性不是一套对现实的描述，而是一部「宪法」——通过两套相互矛盾的实践来组织现实的制度安排。

第一套实践是纯化（purification）：将自然与文化截然分开，仿佛前者是自始存在、只待发现的超越领域，后者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自主建构。第二套实践是转译（traduction）：不断制造既非纯粹自然也非纯粹社会的杂合体（hybrides）——臭氧层空洞、艾滋病病毒、冷冻胚胎、传感器机器人——它们正是现代世界最真实的存在物，却无法被宪法的话语框架所承认。

「si nous considérons les hybrides nous n'avons affaire qu'à des mixtes de nature et de culture; si nous considérons le travail de purification, nous sommes en face d'une séparation totale entre la nature et la culture」

——Latour，Nous n'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，1991（法文原文，底稿所标）

二者互为条件，宪法正是靠这一循环自我遮蔽：纯化愈彻底，杂合体愈增殖；杂合体愈增殖，纯化愈不可见。「我们从未现代过」这句判词由此获得分量：它并非修辞上的悖论，而是对「宪法从未被真正遵守」的诊断——现代人一边声称将自然与文化截然分开，一边不断制造横跨两者的杂合体。现代性不是一种现实，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特定表征方式；这种表征方式本身具有构成性——它使某些实践不可见，同时使另一些实践得以大规模展开。三重困锁正落在这一构成性里：第一锁（意义先于物质）是纯化实践在意义维度的直接投射——意义被「纯化」为自始存在、只待发现或表达的超越领域；第二锁（人类主体的认识论垄断）对应宪法的权限分配——「à Boyle la science, à Hobbes la théorie politique」：科学负责沉默的事物，政治负责言说的人类；第三锁（技术媒介的本体论透明性）则是宪法对转译实践的系统性遮蔽——Gen AI 的意义生产虽由语料、参数与注意力机制的物质构型所决定，却被呈现为「对先在意义的认知模拟」或「对人类意图的中性传递」。

「ce ne sont pas les hommes qui font la nature」（自然非人所造，自始超越）；

「ce sont les hommes et uniquement les hommes qui construisent la société」（唯人建构社会，全然内在）。

——Latour 论现代宪法之第一、第二保证（法文＋底稿所附中译）

四重保证进一步显出三重锁的结构性关联。第一、第二保证各锚定前两锁；第三保证——自然与社会必须绝对分离、纯化与转译必须绝对分离——正是表征主义底图本身：它确保「自然虽由人建构、社会虽由物支撑」的悖论被纯化操作掩盖。第四保证「Dieu barré」（被划掉的上帝）最耐人寻味：一个被排除在世界之外、却仍在人心深处发言的超越者——它在意义生产领域的对应物，正是那个被预设为意义来源、又被排除在装置物质性之外的「人类精神」（意向性、意识、具身经验）；其功能，是阻止我们看见「物质性本身在切出意义」这一事实。

准客体（quasi-objets）是拉图尔对杂合体的正式命名：既非宪法为其预设的客体位置，也非主体位置。Gen AI 的生成物——提示与模型的物质构型共同切出的文本——正是它的当代典范：不是被人类主体赋予意义的惰性符号串，也不是自主言说的认知主体，而是内应中被切割出的一次物质-话语事件；也是在这里，「准客体」与本刊的「意义涌现」同构——关系先于关系项。

「Nous voulons que le triage méticuleux des quasi-objets devienne possible non plus officieusement et en douce, mais officiellement et publiquement」（准客体的精细分类不应再非正式地、暗中地进行，而应正式地、公开地成为可能）。

——Latour《我们从未现代过》第五章「物的议会」（法文＋底稿所附中译）

「物的议会」由此衍射：让意义被切割的整套物质-话语条件，不再滞留在少数技术巨头私有的「黑箱」里，而成为可被公开检视、争论、重新配置的公共事务——即「意义切割基础设施的公共化」，第四章(六)「负责任的切割」的制度性落实，也与(四)「意义生产基础设施私有化」的判决同构。最后设下门槛：借其三样——宪法诊断、准客体、物的议会——不借其残留的「representation」框架；actant（行动元）隐含「能动性已在于关系中」，而能动性边界本身即内应切割的产物——此点 Barad 已做，Latour 未做。三面合围至此成环：幻象的出口，不在外缘的任一面，而在下一次切割的显影。

可收进本研究的：纯化-转译双重实践；四重保证与三重锁的结构对应；准客体与「物的议会」——第四章(五)(六) 的政治哲学出口。留在门外的：借道其残留的「representation」框架——能动性边界处，内应论已推进一步。
本环至此 3/3 收束——幻象的外缘三面合围：地理的物质条件、神话的话语装置、宪法的制度安排。真正的出口不在外缘，而在下一次切割的显影。